卡满365天静默期！原融通百亿元基金经理范琨，以“产假式离职”奔私|每日观察

中基协资料截图

时隔一年，原融通基金百亿级基金经理范琨的去向最终落定。

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范琨的基金从业资格已于2026年7月17日完成变更登记，加盟海南思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思瑞投资”），出任首席研究官、权益板块负责人。此前，其从业资格于2025年7月16日从融通基金注销，两者相隔约一年，恰好契合2022年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配套细则中，基金经理等主要投研人员离职后1年内不得从事非公募投资管理工作的静默期监管要求。这意味着，范琨成为又一位在静默期满后“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

(资料图)

范琨是融通基金自主培养的投研骨干，2023年三季度末管理规模峰值达109.39亿元，在管公募期间总回报209.11%，年化回报12.99%。而她的新东家思瑞投资成立于2021年8月，目前管理规模20亿至50亿元，今年以来已先后吸纳原洛书投资张云鹤、原华泰证券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林晓明加盟。

管理规模峰值达109亿元

据天天基金网数据，范琨先后管理过7只基金。其中管理时间最长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融通内需驱动A，自2020年2月接手至2025年4月30日卸任，任职回报99.77%。任职回报最高的是融通新区域新经济，不到三年时间任职回报109.78%，且旗下多数产品业绩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稳居前四分之一。

在投资框架搭建上，范琨融合价值、趋势两大维度开展投资操作。价值端以绝对收益思维寻找低估资产，左侧布局，每一笔加仓对应一个产业验证节点；趋势端遵循“顺大势、逆小势”，当个股进入预期扩散阶段，跳出静态估值，以远期视角结合产业周期判断空间与拐点。她曾这样概括：“价值投资更像是锚，趋势投资则是围绕锚尽可能扩大超额收益半径，既做大趋势，也不浪费小趋势。”回撤控制的逻辑是，一旦判断市场可能出现较大回撤，直接降仓位而非做结构性调整，“不太在乎踏空”。

2025年4月30日，融通基金公告范琨因休产假离任所有在管产品，由刘安坤等人接任。记者注意到，这一离职方式在公募行业并不常见。行业内基金经理休产假，通常通过增聘共管人员、短期离岗交接的方式平稳过渡，而非直接卸任全部产品。

2021年，华夏基金刘平休产假期间增聘共管，产假结束后恢复独立管理；2022年工银瑞信赵蓓休假期间由同事协同管理，返岗后继续执掌基金。而范琨自2024年6月起便陆续卸任产品、增聘共管基金经理，至2025年4月公告离任时已完成全部产品的交接。彼时市场已有声音猜测，她或将就此告别公募赛道。

有别于高毅模式的多策略平台路径

范琨的新东家思瑞投资成立于2021年8月，是一家管理规模在20亿至50亿元区间的多资产、多策略平台型私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富军，其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深耕投资领域十余年，后续出任广银理财多资产组合部负责人。

与高毅、盘京这类以主观多头为核心的传统平台型私募不同，思瑞投资自成立起便明确对标千禧年基金——以多个独立投资小组（千禧年内部称“Pod”）为基本单元，各小组投资策略相关性较低，平台统一提供风控、交易、清算等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组合亏损触及预设阈值时将启动相应风控处置流程。思瑞投资目前业务覆盖FOF/MOM、股票、宏观、可转债、商品等多个策略赛道。

针对该模式的实际运营逻辑，一位曾任职于头部平台型私募的基金经理向《华夏时报》记者作出对比解读：高毅模式的本质是“把多个明星基金经理放在一个公司里，各管各的钱”，而思瑞对标的千禧年模式更接近“一个中后台系统管理多个策略团队，系统根据收益表现动态分配资金”。

模式差异决定了优劣势各不相同。前述基金经理认为，千禧年模式的优势在于策略分散化——不依赖某一个明星基金经理，而是靠多个低相关策略叠加产生稳定收益，有效降低单一策略、单一基金经理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但这一模式在国内落地同样面临现实约束。前述基金经理指出，千禧年管理资产规模超过790亿美元，其平台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可通过超大管理规模进行摊薄。而市场信息显示思瑞投资目前管理规模处于20亿至50亿元区间，“这个体量下平台化的成本优势还体现不出来，风控系统和交易系统的投入需要大量资金，小规模体量难以支撑高额的平台运维成本”。

离职前管理规模回落

范琨从融通基金离任之际，其管理基金规模已较2023年三季度末109.39亿元的峰值大幅回落。至2025年一季度，部分产品遭遇机构全额赎回，规模进一步缩水。与规模缩水同步发生的，是公募行业薪酬制度的系统性调整。

2026年4月，中基协修订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核心条款包括：若基金经理近三年业绩跑输基准超10个百分点且基金利润为负，绩效薪酬降幅不低于30%；绩效薪酬递延比例不低于40%，递延期限不少于三年；基金经理须将不少于当年绩效薪酬40%跟投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基金投资收益相关考核指标中，三年及以上中长期业绩权重不低于80%。

一位公募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这套制度对两类人冲击最大：业绩落后者面临薪酬削减，头部绩优基金经理则面临收入上限被锁定的约束。

薪酬之外，策略空间的挤压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范琨的投资框架以高换手率、灵活择时为特征，代表作融通内需驱动阶段性换手率曾超过700%。这种策略高度依赖快速调仓和主动仓位管理，但公募行业针对产品仓位下限、持股集中度、反向交易等场景设置了诸多硬性监管约束。前述公募人士表示，“她的风格在公募体系里其实不太舒展，很多操作想做但受制于规则，到私募会自由很多”。

然而，“奔私”并非坦途。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底，“公奔私”基金经理共有859位，其中供职于头部私募（管理规模50亿元以上）的仅有87位，从公募转战私募、自主创业设立机构，且管理规模突破50亿元的私募机构仅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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