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南：国际国内尚无“新污染物”定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

全国两会上，“新污染物”这一威胁生态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危害因素，引发代表和委员们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介绍，目前，国际国内尚无关于新污染物的权威定义。可以认为新污染物是指新近发现或者被关注，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风险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等。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王金南说。

他介绍，新污染物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新”。新污染物种类繁多，目前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20大类、每一类又包含数十或上百种化学物质。随着对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危害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被识别出的新污染物还会持续增加;二是“环境风险大”，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种生物毒性。

此外，新污染物还具有风险隐蔽性、环境持久性、来源广泛性、治理复杂性的特点。王金南说，对于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新污染物，即使达标排放，以低剂量排放进入环境，也将在生物体内不断累积并随食物链逐渐富集，进而危害环境生物和人体健康。目前，以达标排放为主要手段的常规污染物治理，无法实现对新污染物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摄影/章轲

民盟中央今年提交的《关于提升新污染物监测监管水平的提案》也介绍，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对新污染物监测监管缺少相关标准和机制;监测体系尚未建立，数据不够系统;监测筛查技术有待完善，环境监测方法和技术规程缺口较大。

该提案称，我国尚未建立新污染物评估框架，评估工作大多停留在试点探索层面，实际应用层面较少，无法满足现实中复杂的风险防范需求。目前，新污染物研究多停留在学术基础研究领域，防控政策措施方面研究相对薄弱，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基本没有新污染物治理能力。

对于新污染物治理，产业界的呼声也很强烈。8日上午，安徽憬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刚以垃圾处理为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垃圾处理应以无害化为前提，以全资源化为目标。而垃圾焚烧只解决了垃圾围城的量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垃圾污染问题，同时把垃圾这个一般性污染物变成了新污染物。

“这种无害化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资源化也只是一个定性而非定量的概念。”张刚说。

“新污染物涉及行业众多，产业链长，替代品和替代技术不易研发，需多部门跨界协同治理。”王金南说。在张刚看来，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实施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强化源头准入，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其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目前我国对新污染物监测监管缺少相关标准和机制。摄影/章轲

第一财经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和《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1年版)》提出，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统筹推进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同时，完成国内外高关注、高产(用)量的化学物质危害筛查，完成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到2035年，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能力大幅提升，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王金南建议，构建以“筛”“评”“控”为主线的防控思路，对新污染物实施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包括源头管控为主、兼顾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的综合管控措施，以及大气、水、土壤等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十四五”期间，应聚焦一批国内外公认的、且环境与健康风险已经显现的新污染物，集中攻关，制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实施禁止、限用、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解决突出的环境风险隐患。

民盟中央的上述提案也建议，尽快出台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等，健全新污染物调查与监测工作机制;开展微塑料、PPCPs、典型EDCs、全氟化合物等缺少基础数据的新污染物的生产使用状况调查、监测和来源解析，按全面性、代表性、动态性原则对新污染物进行名录管理;开发标准化检测方法，以高危害、高关注、高产(用)量、分散式用途等化学物质为重点，开展环境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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